10月27日，芬兰总统斯图布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做了一件许久未见的举动：主动拨通了普京的电话。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加剧以来，这两个北欧邻国首次与克里姆林宫进行记录在案的直接对话。原定的20分钟通话最终延长至90分钟。通话结束后，他们又立即联系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欧洲国家间引发了一阵争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对此表示“非常怀疑”，因为缺乏其他国家的协调。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也指出欧洲其他领导人对此事并不知情，而波兰总理图斯克则警告两位领导人要“高度谨慎和警觉”。这通电话暴露了欧洲在俄乌局势中的尴尬局面。
此事件的根源并不在于通话本身，而是在电话前就已铺设的背景。俄方提议在深圳的APEC峰会期间举行中美俄三方会谈，讨论乌克兰问题的解决方案。特朗普方面表示愿意参会，而佩斯科夫也确认讨论正在进行，但尚未达成协议。同时，俄美乌的三方技术性会谈计划于11月在阿布扎比举行，讨论能源停火、黑海航运及换战俘等具体议题。两条谈判路径的重叠表明，真正决定战争如何结束的仍然是莫斯科与华盛顿，可能还有北京，欧洲则被排除在外。
俄外长拉夫罗夫对这通电话的回应十分直接，声称并未听到新内容，并表示这表明欧洲想要介入谈判进程。他的言辞虽难听，但已清晰表明了俄方的立场：虽然可以接电话，保持联系，但关于谈判的安排权并不在欧洲手中。在我看来，拉夫罗夫所说的“想挤进谈判进程”实际上并不准确。欧洲并非在想方设法融入，而是意识到原本并不存在自己的位置。
芬兰与挪威之所以选择在普京登机前主动联系，是因为这两个国家认为传统的欧盟渠道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由于不在欧盟对俄决策的核心圈内，它们的行动风险相对较小，然而这一行为反映了现有框架下欧洲已经找不到更有效的参与方式。在战争影响下，难民涌入欧洲，能源账单使得工厂与家庭承受重压，财政补贴则迫使各国国库大出血，但若在定规则的时刻连谈判桌边的位置都无法争取，那么这些付出将变得毫无意义。更复杂的是，欧洲的制裁和对乌援助恰恰是议题谈判时最易被用作交换的筹码。美国适时放松对俄罗斯柴油交易的制裁，此举在欧洲的眼中成了一个信号，表明华盛顿在独立运筹，而布鲁塞尔的制裁框架未必能跟上。
重建工作同样令欧洲担忧。各方对乌克兰战后重建所需费用心知肚明，欧洲在其中可能是出资大户。然而，出钱是否能有定规的权利则是另一个问题。项目分配、资金管理及优先修复区域的决策若在大国之间达成，那欧盟的角色就沦为一个签字者。在安全层面上亦是如此，过去欧洲安全秩序依托于美国主导的北约框架，而如今俄美之间的直接接触频繁，若未来的安全安排不顾及欧洲，其地位就如同失去了一块基石。
在重建问题上，欧洲的处境更为微妙。缺乏谈判席位是面子问题，然若重建规则被他国掌控，便是里子问题。为了向选民证明“我们参与了和平进程”，各国政府需要展示实质成果，而重建项目的分配权成为了最直接的筹码。如果这一点都无法掌握，欧洲在战后秩序中的存在感将只剩下账单而已。这样的状况将加深欧洲内部的分歧，各国政府可能在双边谈判中寻求自身利益。
在冲突初期，欧洲咬牙切齿地削减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今随着和平进程的推进，各国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利益。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已公开表态，战后欧洲将部分恢复对俄能源的采购并取消制裁，理由是依然需要考虑竞争力。尽管这一观点并非欧盟主流，但其存在说明一旦达成停火，欧洲的“统一立场”将面临经济利益的冲突。而谈判桌上失去席位的同时，内部协调又岌岌可危，欧洲的处境将愈加艰难。
芬兰和挪威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乌克兰的局势直接影响到它们的安全考量。斯图布在通话后表示，结束战争需要直接讨论，言下之意是通过美国传递信息已显不足。然而，主动出击的代价随之而来，弗雷泽里克森的疑虑与图斯克的警惕结合在一起，反映出欧洲在“是否与普京直接对话”问题上的基本分歧。这种对俄沟通的统一管理都无法达成的联盟，在大国已经将框架摆上谈判桌的时候，其能够拿出的筹码必然显得十分有限。
面对复杂局面，欧洲内部对于应对策略尚未达成一致。有声音呼吁抓住美俄接触的机会，争取参与；有观点则认为美俄正在酝酿的方案与欧洲立场相距甚远，贸然插手反倒会带来被动；还有人主张务实处理，优先考虑能源和经济利益，别过多纠缠于表面问题。究竟哪个观点获胜，除了看欧洲自身的选择，还需关注深圳三方会谈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以及阿布扎比谈判的进展。11月的阿布扎比会谈已在筹备中，俄方也对恢复三方谈判表达了意愿。普京确认出席深圳APEC峰会，三方会晤的讨论仍在进行中。此时，欧洲可以做的只有静候时机，观察大国如何行动，再决定自己的应对策略。这一通90分钟的通话，实际上透露出的是一种急迫感，欧洲急于掌控局势，却又感到无能为力。
